修家谱的意义何在？

修家谱的意义何在？

家谱，流淌着中国人的血脉。

明辨世系，尊宗敬祖

“参天之木，必有其根；怀山之水，必有其源。”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这是每个人在人生过程中都要碰到的结果。孩童期间，疑问我是从哪里生出来的。而成人懂事以后，关心的是我的先人是谁，为何糊口在这里？而能精确、清楚答复这个结果的，只有家谱。

寻根留本，承前启后

先人曰：“谱谍身之本也。”意思是说谱能通知你，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有了谱书你便可以或许追根溯源。

敦亲睦族，凝固血亲

一个家族可以经过过程多种编制构成凝固力，然则修谱建谱是最有凝固力的路子。先人觉得，家谱有“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”的教化传染。

治家齐国，教化子孙

家谱中包含的很多祖训家规，都是中华平易近族几千年优良传统文明的精华。如敬父母、睦族人、和友邻、恤贫孤、尙节流、戒打赌、戒朴实、戒懒惰、戒酒色、戒淫逸等。有的家谱中记录有晚辈族人们忠君爱国、造福乡梓、刻苦进修、昂扬拼搏的榜样事迹，都是对族人和儿女遏制人生教育的活泼教材。清代大儒章学诚曾说：“家有谱，州县有志，国有史，其志一也。”家谱、方志、国史是三位一体、互为补充的关系，三者之间缺一不可。宋代程颐道：“家法坏，谱谍尚有遗风，谱谍坏，人家不知来处，故谱不可不修。”家谱的修撰关乎世道人心的变迁，关乎民风良俗的形成，不可不引起重视。而在传统中国，家谱的修撰有着三层含义：慎终追远、辨别士庶、区隔夷夏。

慎终追远

中国的谱牒之学至诞生之日起，就有着喜欢追溯到炎帝、黄帝的传统。在时人的思维逻辑和意识观念中，历史越悠久，则血统越高贵，门第越显赫。《南史》卷四九《刘杳传》曰：王僧孺被命修谱，访杳血脉所因。杳曰：桓谭《新论》云，太史公《三代世表》，旁行斜上。以此推之，当起周代。僧孺叹曰：可谓闻所未闻。

刘杳牵合历史资料，裱糊传世文献，得出自己的血脉始祖源自周代，这让当时的通人王僧儒哭笑不得，只能感慨一声“闻所未闻”。

不仅如此，当时之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血脉高贵，多有冒充世族之举。如傅玄《傅子》说：宁以丧乱之际，世多妄变氏族，违圣人之教，非礼以明姓之意，乃著《氏姓论》。

“妄变氏族”一事指的是东吴尚书仆射是仪。是仪，本名氏仪，字子羽，北海郡营陵县（今山东昌乐）人。因为被北海相孔融嘲笑“氏”字是“民”字无上，所以改姓“是”。对于是仪改变姓名一事，历来多有批评，如徐众说到：古之建姓，或以所生，或以官号，或以祖名，皆有义体，以明氏族。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，此先王之典也，所以明本重始，彰示功德，子孙不忘也。今离文析字，横生忌讳，使仪易姓，忘本诬祖，不亦谬哉！

姓氏是祖宗的赐予，是显明根本、彰示功德的所在，是仪因为名士孔融的一言，就改变自己的姓氏，在徐众看来，属于数典忘祖的行为。

《汉书萧望之传》颜师古注：近世谱牒，妄相依附，乃云望之，萧何之后。追次昭穆，流俗学者，共祖述焉。夫缵侯，汉室功臣，名高位重；望之巨儒硕学，博览古今，若其相承，何以后之史传不详？《汉书》既不序论，后人焉所取信？不然之事，斯可讥矣。

颜师古指出，在唐代的谱牒中，将萧望之依附为萧何的后裔，这是滑天下之大稽的行为。在颜师古看来，萧望之为一代名相，与汉初“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餽饟，不绝粮道”的萧何相距不到百年，若是真有血缘关系，怎会不见史传记载？

辨别士庶

因为存在着冒充姓氏的行为，为了维护世族阶层的利益，开始出现了辨别士姓和庶姓的书籍，《晋书》卷五一《挚虞传》曰：虞以汉季丧乱，谱传多至散佚，甚至子孙不能言其祖先，乃撰《族姓昭穆》卷，上疏进之，以为足以备物致用，广多闻之益。以定品违法，为司徒所劾，诏特原之。”

挚虞因为魏晋时代战乱频发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迁徙不定，多数子孙不能明了自己的氏姓传承，所以撰写《族姓昭穆》，方便晋朝的九品中正选人制。《南史》卷七二《贾希镜传》：祖弼之，广集百氏谱记，专心习业。晋太元中，朝廷给令史书，撰定缮写，藏之秘阁，及左户曹。希镜三世传学，凡十八州士族谱，皆其所参校缮定。

贾弼之是我国谱学大家第一人，为了方便晋朝选用人才，撰成《十八州士族谱》，100帙、700多卷，建立了正式的士族家谱档案。《南史》卷五九《王僧孺传》：宋、齐二代，士庶不分，赋役减缺，职由于此。武帝乃诏僧孺改定《百家谱》。初，晋太元中，贾弼之笃好谱状，广集群家，大搜众族，所述十八家，一百一十六部，凡诸大族，略无遗缺，藏之秘阁，副在左户。子孙世传其业，王弘、刘湛，并好其书。弘日对千客，不犯一人之讳。湛为铨曹，始撰《百家》，以助铨序。其东南诸族，别为一部，不在百家之数。”

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，谁是寒门，谁是世族，就由这些《族姓昭穆》、《百家谱》所定。《唐书》卷一九九《柳冲传》便说：“魏氏立九品，置中正，尊世胄，卑寒士，权归右姓，州郡中正，皆以著姓为之，以定门阀。于是有司选举，必稽谱牒，以考其真伪。”

而且，凭借着士族的身份，还可以享受“赋役减缺”，即减免赋税的优惠。而且，熟读百家的族谱，可以不犯他人的家讳，“不犯一人之讳”。

魏晋南北朝族谱的兴盛之风，弥漫于正史之中，清代王鸣盛的《十七史商榷》卷六八指出：《北史》凡一家之人，必寓于一篇，而昆弟子孙后裔，咸串连之，令国史变为家谱，此最谬妄。

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一O也说：一人立传，而其子孙兄弟宗族，不论有官无官，有事无事，一切阑入，竟似代人撰作家谱，自魏收始。

本该记载天下大事的史传，却成了记录个人家系的家谱，不得不说这是魏晋时期独有的特色。

区隔夷夏

臻至唐代，族谱又有了辨别夷夏、辨明新旧的功能意义，王得臣《麈史》卷下：谱牒不修也，久矣。晋之东渡，五胡乱华，中原衣冠流离，而致然也。况元魏据洛，诸虏冒中国之姓，则谱不可不知也。

胡人因为仰慕华夏文化，对汉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，在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改姓情况，如北魏拓跋氏改姓元，丘穆陵氏改姓为穆，贺楼氏改姓为楼氏。

《封氏闻见记》卷一O载：孔至撰《百家类例》，品第海内族姓。以燕公张说，为近代新门，不入百家之数。驸马张垍，燕公之子也，盛见宠眷，见至所撰，颇生忿疾。时工部侍郎韦述，谙练士族。至闻垍言，惧将改之，以情告韦，韦曰：孔至休矣！大丈夫奋笔，将为千载楷则，奈何以人之言而自动摇？有死而已，改不可也。

张说是唐朝一代名相，被誉为“燕许大手笔”。因为张说所在的氏族为新进冒头的氏族，不入于孔至撰写的《百家类例》中，惹起了张说儿子、驸马爷的愤怒。而谙练士族的工部侍郎韦述，对孔至说到，族谱是辨别新旧氏族的关键所在，是要永垂不朽的，不能够因为畏惧就改变自己的原则。可见，这时候的族谱，已经不仅仅是士庶之争，更有着新旧之争。